運動觀察，9月1日
經過8月30日至31日兩日眾多事件，可以肯定政府及警隊在應對運動時將長期維持強硬作風、雷霆手段，相對地示威者亦升級武力。這一轉變將會對運動性質帶來不可逆的影響。
一， 敵我思維萌生
隨著衝突升級武力，示威者一方傷亡日益慘重，部份參與者開始產生對政府及警隊的敵我思維，甚至戰爭思維，這與運動早期和平示威、爭取訴求的思維完全不同。
在敵我思維中，消滅敵人取代民主、自由等訴求成為最終目的，與警隊的衝突不再是為了增加政府管治成本從而令其答應訴求，而是為了殺傷對方。因為目的的轉變，極端的暴力行為，例如針對性的攻擊行動，將會因為迴聲室效應而在該群體中被一再加強、鞏固，到最後被允許。
同樣的情況其實更早出現於警隊之中。警隊作為一個凝聚力及團隊文化極強的群體，其迴聲室效應相比示威者更為強烈。相對於示威者一方慘重的傷亡，警隊一方的成員受傷及委屈透過同袍之間的傳播被一再誇大、增強，從而成為煽動群體情緒的催化劑。正因為對示威者抱有敵我思維，將示威者視作敵人而非市民同胞，因此才會出現類似831太子站事件的惡意暴力，甚至酷刑行為。
警民相鬥，政府漁人得利。透過將運動的焦點由難以處理的五大訴求轉移至警民衝突，政府在應對訴求方面的無能將被一定程度忽略，而警方將會取代政府，甚至更為重要而不可觸碰的中共成為示威者眼中的頭號敵人，從而減少政治壓力。當一旦對訴求的聚焦減少，政府就可以將民意訴求此一政治問題降格為警民衝突，並以第三者而非當事人的角色，以壓力較少的角色處理問題。
二，運動難以回歸和平理性
正如前文所述，隨著示威者手段光譜的擴闊以及權力取代理性公義成為主導運動的力量，加上上述的敵我思維在示威者群體中萌芽，示威者中會出現愈激進愈支持，愈激進愈能證明自己純正性，犧牲愈大愈有話語權的死循環。
激進派，或者說行動派在運動中權力坐大，會令運動早期賴以發展的激進與溫和並存平衡局面被打破，而當溫和派不能再制約激進派，往後所舉辦的每一次遊行集會，將無人可以確保不會發生衝擊行為，並導致激烈衝突發生，從而令參與者的安全失去和理非這道安全保護傘。這勢必影響到日後參與遊行集會的人數，而當參與人數愈少，而當中流失的主要是和理非參與者時，行動派的影響力將會加強，而人數少有可能激發行動派希望以激烈行動保持運動的生命力，結果將為適得其反。最後可能出現民意支持，但遊行集會人數減少的情況。
而當遊行集會人數降低，警方對行動派極端暴力，或者一小撮人的定義將會更有說服力，或者說，沒有大量溫和派人數支持掩護的行動派，將更加可能暴露於警方的雷霆手段之下。
切記，民意和和理非仍最強的防護而非負累。
Search